近些日子，网络世界中流行起一种消极心态，比如那些只工作半天却玩乐大半天的所谓三和大神，还有职场人士普遍存在的偷懒现象，再加上生育率急剧下降，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当代年轻人普遍感到颓废。
近些年，国内网络空间逐渐流行一种消极心态，表现为部分人工作与休闲严重失衡，职场人士普遍存在逃避责任的行为，以及出生率显著下滑的现象，这些迹象反映出当代青年群体普遍感到失落。这种心态的形成并非个体意志的偶然改变，其背后必然存在复杂的社会成因，现在我就来阐述一下个人对此的见解。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这种状态并非全新概念。全球许多地区，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成熟的国家，早已普遍存在类似情况。它本质上反映了对物质追求的降低，在日本体现为“平成废宅”，在中国则表现为仅接受日结工作的劳动者，以及拒绝组建家庭的年轻人群体。年轻人为何陷入此境，其根源或许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探寻。
劳动力再生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劳动者的价值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维持其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资，以及养育后代并让他们具备生产能力的物质条件。然而，与普通商品相似，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常常与其内在价值并不一致，而是呈现出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特点。比如，当资本急剧扩张而劳动力比较短缺时，劳动者的报酬通常超过其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成本，而在当前“内卷”的时期——正如之前探讨过“内卷”的形成背景，可参考佐伊23的文章《关于“内卷”的一些粗浅见解》——劳动者的报酬往往不足其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成本。
有人或许会提出，当前中国的物质水准较之往昔已显著提升，恩格尔指数的持续下滑便是最佳例证，那么为何当前的薪酬已无法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周转与更新呢。提及此类观点的人或许忽略了两个关键点，首先，劳动者的价值并非固定不变，它受到历史进程和道德观念的制约，各个时期对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不可能强求当今发达国家的从业者，去满足十九世纪工人的生存条件。其次，当代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对工人的能力素质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因此，为了培养工人达到生产所需的技能水平而投入的教育资源，也应视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支出。使用恩格尔系数评估中国劳动者生活条件存在显著缺陷，该指标仅依据食品开支比例来判断，却忽视了住房成本这一关键因素，对于中国劳动者而言，无论是租房还是购房，住房支出都已成为维持生存和繁衍后代的必要开销，而当前增长的那部分可支配收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若劳动力自身维持生存都成问题，年轻人不选择成家和生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阶层差异固化现象，多数人或许都有所体会，关键在于阶层为何会形成壁垒，资本主义最显著的虚假宣传，在于声称个人奋斗就能与资本所有者比肩成功，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在资本自由角逐阶段，它确实具备一定可信度，然而伴随资本持续扩张，垄断局面逐渐显现小本经营者向上发展的途径慢慢被大资本侵占，城市中产阶级在大资本的冲击下，要么沦为打工者，要么倒闭沦为无产者。这又增加了失业者的数量，在无产者丧失组织力基本没有话语权后，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尚未形成显著垄断阶段，确实有许多普通人通过投身商海获得了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也是父辈们坚信社会阶层的跨越完全依靠个人奋斗的原因。如今，曾经被视为阶层跨越主要途径的大学入学考试，即便依然发挥作用，但就业压力因高校扩招而扩散，教育带来的回报也在快速下滑，看不到阶层提升的前景，明白雇主剥削实质的年轻人，不再认同成功学理念，转而在工作场合消极怠工，这种现象变得十分普遍。
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里，除了沿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依靠技术淘汰工人来形成庞大失业队伍的做法以外，还借助劳务外包等手段，造就了许多随时能上岗却缺乏正当权益的职位，比如美团员工和工厂的临时工，这种模式造成了一种表面上看失业者总能找到工作的假象，实际上他们随时可能被解雇，可以说长期处于半失业的状态这种状况进一步强化了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从属性，同时也为资产阶级节省了相当可观的保障费用，因此这种充满变数的职业，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现象，工作者们越来越身陷于对未来的迷茫之中，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被雇主压榨的处境，因此那种工作一天休息三天的态度，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如何看待劳动者选择不作为的状况呢？首先，这种不作为是劳动者在遭受压迫剥削且自身又缺乏组织与反抗能力时的一种被动应对方式。虽然表现方式看似消极，但其本质却蕴含着进步意义的抗争。这可以看作是阶级意识萌芽阶段的一种自发行为。在这种消极应对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对更强有力、更主动反抗方法的向往。这种渴望，会成为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动力。
今天的躺平，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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