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冲突之一在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里明确指出：“货币资本以独立形态存在时，其获取的收益实际上是对产业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瓜分与侵占。”一旦金融资本背离了为产业服务的初衷，转变成为自主的盈利中心，由此产生的收益就会变成产业资本难以承受的重担。从马克思主义异化学说角度审视，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是“物对人的统治”在经济层面的集中表现；依据经济学科研究，它借助利息分配、市场投机、价格控制等手段，逐步吸取产业部门的利润；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道轻利”“主次有别”观念，更早便指出了过度追求虚拟经济可能引发的现实危机。笔者将深入分析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进行剥削的根本原因、运作方式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研究如何实现“金融回归正常轨道、产业稳固根基”的有效途径。
一、马哲视域下的剥削本质：金融资本的异化与剩余价值掠夺
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剖析金融资本剥削本性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金融资本原本是产业资本流转的辅助力量，后来却演变为控制者，其利润获取方式从提供服务的收益转变为强行夺取的分成，这标志着“劳动的疏离”发展到了“资本的疏离”，是不可避免的演变过程。
从金融资本的原有功能出发，其本质是服务于各类产业的运作与发展，为实体经济的扩张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种模式强调了资本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金融资本逐渐发生转变，开始呈现出对产业的过度依赖和寄生现象，这种转变使得资本与产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的服务角色被逆转，产业反而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这种变化反映了金融资本在特定环境下的异化逻辑。
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述的资本流转学说，产业资本周转的式样为“货币-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其中货币（G）既是起始点也是终止点，它的作用是为生产活动提供初始资金。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交织，例如19世纪英国的纺织业主，也是当地银行的股东，金融收益只占产业收益的十分至十五分之一，可见当时金融是产业的从属部分。
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发生了转变。列宁在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表示：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渗透形成的垄断性资本，它不再局限于攫取剩余价值，而是企图支配全部生产流程。2024年全球金融行业利润份额高达28%，相比之下制造业仅占12%（世界银行，2024）。这种金融利润远超产业利润的反常现象，表明金融资本已从辅助角色转变为攫取者。以美国为例，2024年该国金融行业平均利润率为18%，制造业仅为6.2%（美国商务部，2024），金融资本依靠频繁交易、衍生品炒作等手法，在不介入生产环节的情况下，攫取了产业资本创造的大部分收益。
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哲所指的“物的异化”，金融资本被视为“物”（货币的另一种形态），原本是人们劳动的辅助手段，结果却反过来控制了人们的劳动过程。该中国新能源车企2024年实现净收益120亿元，其中支付银行利息45亿元，支付券商承销费用12亿元，支付衍生品对冲费用8亿元，金融相关支出占总收益的54%（企业年报，2024）。企业管理层表示：“当前我们并非专注于工厂运营，而是主要在为金融机构服务。”
（二）剩余价值的多层掠夺：利息、投机与垄断的三重剥削
马克思于《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利息属于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是产业资本家获取货币资本运用权限时，向货币资本家付出的部分剩余价值。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实施剥削，其手段在于对剩余价值进行多次划分。
产业资本为增加生产规模，需要向金融资本申请资金，但利率的决定权由金融资本控制。2024年，中国制造业公司普遍负债率达58%，贷款成本为4.8%，而实际盈利水平仅4.6%（中国人民银行，2024），导致部分公司通过借贷反而蒙受损失。这家私营制造公司2024年总收入达一亿元，利润为四百六十万元，却要承担五千二百万元的银行债务，结果被迫将员工薪酬降低百分之十五来维持经营，这充分展现了债务利息对剩余劳动成果的严重侵蚀。
第二种剥削形式为“投机获利”。金融资本借助操控大宗商品价格、股市债市起伏，攫取产业资本的部分收益。2024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因华尔街投机从每吨120美元上涨至200美元，中国钢铁行业因此增加支出800亿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24），而华尔街对冲基金凭借多空策略获取超过300亿美元收益。这种只消耗不创造的做法，正和马克思所言的“金融资本如同依附于产业资本的蛀虫”完全吻合。
第三种压迫形式为“控制价格”。钱庄资本凭借控制关键资源公司、掌握价格决定权，对产业资本进行压迫性盘剥。国际金融势力操控了全球百分之八十的粮食期货交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二零二四），二零二四年全球粮食价格上调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百分之六十源于金融炒作，国内饲养行业因此支出增加一百二十亿元，而华尔街粮油商盈利增长百分之四十。这种垄断剥削，使产业资本沦为金融资本的“利润输送管道”。
（三）异化的恶果：产业空心化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异化的最终体现是“人同自身根本的分离”，在物质生产层面，具体表现为制造业衰退与体系化风险。一旦货币资本的回报率大幅度超越生产资本的收益，资源便会从实体产业抽离，转向投机市场，造成产业部门“贫血”。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美国工业领域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从1965年的28%逐步缩小到2007年的11%，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比例则显著增长至20%（美国经济分析局，2008）。这种工业基础不断削弱的状况，正是金融权力过度膨胀所直接导致的恶果。重大动荡发生之际，华尔街相关机构经由次级抵押贷款相关工具攫取的暴利，最终体现为众多企业破产、众多劳动者失去工作的情况，转嫁给整个社会层面，这验证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遭遇的困境，其核心在于生产活动超出合理限度与资本积累过度的内在冲突，是金融领域资本对产业资本进行剥削的必然结局。
中国近些年注意“脱离实际趋向虚浮”，这是为了预防异化风险。2024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为6.8%，比金融业投资增长速度高出2.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24）。国家运用政策手段促使资本流向产业，成功阻止了金融领域出现异化的情况。有些行业领域依然面临挑战，例如房产金融化引发的开发商负债问题，2024年有家顶尖房企的利息支出占到了其营业额的三成五，最后因为无力偿还债务，造成与其相关的五百多家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这充分体现了金融脱实向虚对产业环境的损害。
二、经济学维度的剥削机制：金融资本如何构建“掠夺闭环”
从经济角度分析，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盘剥并非偶然，而是借助“融资独占、市场控制、规则设定”形成的系统性“攫取循环”。这种循环让金融资本无需介入生产，仅凭“资本生资本”的运作，就能不断获取产业资本所产生的价值。
（一）融资垄断：产业资本的“资金枷锁”
金融资本借助管理资金来源，对产业资本施行排他性压榨。依照垄断经济学说，少数金融机构若掌握多数借贷资产，便可能抬高利率，附加严厉条款，以谋取额外收益。2024年国内银行业的五大巨头市场占有率合计为45%（中国银保监会，2024），小型企业的资金借贷面临显著困境，大型企业的贷款成本仅为3.5%，而小型企业的平均借贷费用为8.2%，两者之间存在4.7个百分点的巨大差异，这种不平等的贷款条件正是资金垄断的明显表现。
发展中国家产业资本，更加遭遇融资垄断困境，深陷债务泥潭之中。阿根廷制造业企业2024年外债比例高达65%（阿根廷央行，2024），美元加息情形下，偿债费用急剧上升，企业被迫将70%利润用于支付利息，完全无法实施技术革新。这种以新替旧的循环模式，让产业资本始终被金融资本所控制，正与列宁所言相吻合，即“帝国主义的借贷盘剥，是金融资本欺压后发国家的关键策略”。
即便是经济强国，产业资本也难免遭遇融资操控。日本1990年代泡沫经济期间，金融机构向制造业公司发放巨额资金，又借助股市投机哄抬公司价值，等到泡沫溃灭时，金融机构再经由追讨债务、廉价购置资产来获取利益。1990年到1995年间，日本众多制造业公司因负债问题破产，数量超过十万家，日本经济产业省有相关记录，1996年发布；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依靠处理资产获利，金额超过五百亿美元，构建了“放款-投机-盘剥”的完整控制体系。
（二）市场操纵：金融资本的“价格剪刀差”
金融资本利用手段干预商品交易、股票交易、外汇交易等市场，对产业资本进行利益榨取，造成价格上的不合理差异，表现为高价买入低价卖出。这种操控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借助快速买卖、金融衍生品、信息控制等方式进行的有组织掠夺。
资源市场是利益侵害的典型区域。金融投资机构借助把持伦敦金属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部分交易权，左右铜、石油等关键基础材料的市场价位。2024年铜价受投机因素影响剧烈震荡，幅度高达40%，导致中国家电行业仅铜材采购成本就额外增加300亿元（中国家用电器协会，2024）。与此同时，高盛与摩根士丹利借助铜期货市场操作，获利超过80亿美元。这种“价格起伏直接转化为产业负担，进而成为金融资本收益”的现象，鲜明体现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剥削本质。
金融市场的价值扭曲现象同样无情。资本机构借助研究机构的报告和资金操作，将产业公司的价值哄抬上去，随后在高位抛售获利，让企业和普通投资人为此付出代价。2021年，某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在华尔街证券公司的鼓吹下，其市场价值一度超过1万亿美元，然而其真实盈利只有50亿元，市盈比率高达1000倍。2024年市场泡沫坍塌，企业价值锐减八成，众多供应链企业因收不回货款而破产，数量超过两百家，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借机做空获利，金额高达两百多亿美元，这恰恰应验了马克思的论断：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最欺诈的赌场，是金融资本盘剥零散资本的伎俩。
汇率操纵对出口行业资本危害极大。美元主导地位下，美联储调整利率的节奏引发全球币值大幅变动，投资机构借助汇率相关工具攫取产业收益。2022年美联储提高利率，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价值下降百分之八，中国出口商因此产生超过四百二十亿元人民币的换算亏损（国家外汇管理局，2022年），与此同时美国金融业通过货币交易获取超过五百亿美元的利润。这家服装出口公司2024年总销售额达到十亿美元，但遭受的外汇亏损高达八千万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两万名劳动者的年收入总和，这种“汇率变动导致企业经营亏损而金融资本获利”的现象，使得出口行业的资本变成美元主导地位的“被雇佣者”。
（三）规则制定：金融资本的“制度保护伞”
金融力量借助管理跨国机构、确立行为准则，使压迫变得合理化。依照制度经济学的观念，“规则的决定权左右了利益的划分”，金融力量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环球支付系统等组织，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压迫的机制手段。一旦欠发达国家遭遇借贷困境，该组织发放援助时会附带“出售关键行业资源、解除金融管制”等要求，从而便利资本方以低成本获取企业产权。1997年亚洲经济动荡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施压，迫使该国将金融业与工业领域的外资股权限制从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美国金融资本抓住这个机会，以低于正常价格百分之三十的水平，大量买入三星、现代等韩国大企业的股份，据韩国财政部门1998年的数据，1998至2000年间，这些资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收益超过三百亿美元，这种“借钱-逼改-吞并”的操作模式，导致韩国产业资本的控制权被持续削弱。
SWIFT结算体系的独占地位，为金融资本的压榨提供了技术基础。SWIFT管理着全球百分之九十的跨国支付业务，其核心准则由美国掌控，金融力量能够凭借“中断支付路径”来胁迫实业资本。2022年俄罗斯被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该国能源出口商被迫使用华尔街银行进行结算，手续费率由原先的0.1%大幅提高到5%。仅在2024年，这些企业就为此额外支付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成本。与此同时，华尔街银行通过这种安排赚取了30亿美元的利润。这种“结算控制等于费用压榨等于金融收益”的机制，导致产业资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完全被金融资本所左右。
国家体系中的不足之处，也为货币财富的压榨创造了途径。二零一五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反常震荡，就是某些金融机构借助“杠杆操作、快速买卖”干预行情，造成产业部门的总资产缩水超过二十万万元，而资本方经由看跌交易获利超过一千亿元。后来监管机构颁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这体现了对规则缺憾的修正，也证实了“机制缺陷引发投机行为导致行业受损”的推论。
三、中国哲学的批判视角：重虚轻实的危机与本末之序的重建
中国思想体系中包含了诸多经济层面的深刻见解，诸如“道义与利益的权衡”“根本与枝节的排序”“适度均衡的原则”等理念，早已对资金的无序扩张发出告诫。从先秦时期的诸家学说到宋明时期的理学观念，中国思想传统始终倡导“重视农耕抑制商业”“注重实际轻视虚浮”，主张“流通资本需以生产为基础”，否则将导致社会动荡。
（一）儒家“义利之辨”：金融资本的“逐利无度”批判
儒家倡导将道义放在首位，遇到利益要考虑合乎道义，如果只追求利益而不顾道义，就会造成社会混乱。金融资本的利益追逐，正与道义和利益的区分相悖，它们依靠投机、垄断和压榨来赚取利润，虽然符合市场规范，却违背了服务经济基础的道德原则。
孔子不赞成“子贡做生意”，并非全盘否定商业活动，而是谴责“唯利是图超过道德规范”。子贡利用“囤积货物、操纵物价”赚取收益，孔子评价他“赐不接受指令，却从事商业，猜度却屡次猜中”（《论语·先进》），暗藏对“无节制追求利益”的担忧。这种观念放到当代经济中，就是针对金融资本“脱离实体走向虚幻”的指责。2024年金融领域获利占整体收益的比例高达28%，制造业则只有12%（国家统计局，2024）。这种金融领域过重、实体产业过轻的格局，实质上反映了“重利轻义”的问题。金融资本只顾追逐利润，却忽视了为产业提供支持的责任，这种倾向最终造成产业资本利益受损，导致整体经济比例失调。
孟子的“恒产论”特别注重产业资本的根本作用。孟子提出：“没有稳定产业却有坚定志向的，只有读书人能做到。至于普通百姓，没有稳定产业，自然缺乏坚定志向。”（《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恒产”，实际上就是指产业资本，包括土地、作坊和工具等。而金融资本如果过分扩张，就会造成产业资本的流失。这家私营制造公司2024年面临无法偿还银行借款的困境，不得不以七折价格把厂房和机器做抵押，最后变成了没有固定资产的租地客户，这确实是金融利益过度追求造成的“固定资产流失”，与孟子“拥有稳定产业才能有稳定心志”的治国理念相悖。
（二）道家“物壮则老”：金融资本异化的危机警示
道家倡导“事物发展到鼎盛便会走向衰败，这叫做不合大道，不合大道的事物早就消亡了”，意思是事物过于强盛就会走向衰亡。金融资本的非正常发展，正是“事物发展到鼎盛便会走向衰败”的经济表现——它脱离了产业基础而无限扩张，最终会导致自身和产业的共同危机。
老子不认同《道德经》第四十四章中“极尽宠爱必定耗费巨大，囤积过多必定招致惨重损失”的观点，主张过度的财富囤积会导致重大损失。金融资本依靠投机攫取的收益，其实质属于过度囤积，最终会因泡沫溃灭而遭受毁灭性打击。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前，华尔街的投资机构借助次级抵押贷款相关产品赚取了上千亿美元的收入，但随后因资产泡沫崩溃导致亏损超过两千亿美元，许多投资机构因此破产，这验证了“积聚过多终致毁灭”的规律。国内某网络借贷企业于2018年，依靠高额利息吸引存款汇集了超过500亿元的资金，最终因无法偿还本息而倒闭，投资者因此蒙受了超过300亿元的损失，这一事件是“事物强盛后走向衰败”的当代注脚。
庄子的“无用之用”理念，更阐明了金融资本的特性。庄子曾言：“人们都明白有用之用的价值，却不懂得无用之用的意义。”（《庄子·人间世》）金融资本若离开服务产业的实际作用，变成纯粹的炒作手段，就会变成“无用之用”，甚至损害经济体系。2024年全球衍生品市场总额达到1200万亿美元（BIS，2024），绝大部分为脱离实体经济的纯粹投机行为，此类交易既无法促进生产，也不产生实际价值，纯粹是金融资本的自我循环，最终会像庄子所言“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因偏离根本而失败。
（三）法家“本末之序”：产业为本、金融为用的制度重建
法家倡导“重视根本抑制枝节”，其中根本指的是农业、工业等实体产业，枝节则指商业、金融等流通行业。这种根本与枝节的理念，对于现代经济管理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金融投资应当作为枝节，为实体产业这个根本提供支持，不能本末不分。
商鞅在秦国实施“废除井田制、开辟阡陌”，又约束“商贾”（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的发展，明确“商贾家庭不能穿丝绸、乘坐车马”（《史记·商君列传》），是为了避免商业资本侵吞农业资本所需的资源。这种措施促使秦国“重视农业和军事”，最终完成六国统一，证明了“主次分明”的经济管理方法。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充分展现了“主次分明”的原则，德国运用《银行法》管控金融机构的冒险操作，规定银行向制造业企业的放贷比例须达到五成以上（德国央行，2024），确保金融资源优先支持实体经济，德国制造业众多“隐形冠军”的崛起，正是“主次得当”的证明。
管子所言“增加货物积聚财富，使国家富裕增强军事力量”（《管子·轻重甲》），更加注重金融资本的辅助作用。管子提倡运用“权衡之策治理天下”，借助金融方法调整经济，但根本目的是“使国家富裕增强军事力量”（产业强大），而不是金融谋取私利。中国近些年施行的“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利息补贴措施”，2024年使企业减少利息支出超过5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24），这体现了“积聚财富服务生产”的当代做法。相较美国的“资本化”与中国“注重产业”，前者因主次不分致使产业衰退，后者因主次分明促成制造业进步，验证了管仲“主次排列”的见解。
四、破解之道：金融归位与产业固本的协同路径
要限制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过度攫取，必须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复归”理论，参考经济学的“体系革新”观点，融合中国哲学的“主次分明”思想，建立“金融助力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平衡状态。
（一）马哲指引的“异化复归”：让金融回归服务本质
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复归”学说，为了消除金融资本的异化现象，必须使其回归到为产业服务的根本职能上来。具体措施涵盖，首先控制金融资本的投机范围，中国2024年颁布《金融机构投机性交易管理办法》，明确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比例不能超过20%，成功阻止了“脱离实际倾向”；其次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合作，德国的“主办银行制度”规定银行与企业建立长期伙伴关系，银行不仅发放贷款，还介入企业决策，2024年德国银行对制造业的长期放款比例高达65%（德国央行，2024），达成了金融与产业的共同进步。
（二）经济学视角的“制度重构”：打破金融垄断与操纵
从经济角度，必须借助制度安排来打破金融资本的独占与操控：首先，要建立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我国推行“科创板注册制”，2024年将为科技制造业公司筹集超过3000亿元资金，减少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其次，要强化市场监督，美国2024年颁布《高频交易监管法案》，对高频交易加征“投机税”，有效制止了市场操控行为；再者，要调整国际规范，金砖国家2024年实施“金砖国家本币清算机制”，用于成员国之间的清算，结束了美元清算的霸权地位，某巴西资源公司通过该机制与中国企业清算，手续费由0.5%降至0.1%，每年可节省超过1亿美元开支。
（三）中国思想引领的“主次分明”：塑造“经济为基、资金为辅”的理念与规范
依照中国哲学“本末之序”的理念，要从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促进金融回归正轨：首先应当倡导“注重实际而轻视虚浮”的价值观，中国将“制造业增值部分所占比例”列为地方政府的工作评估标准，2024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维持在28%以上（国家统计局，2024），以此引导地方政府关注产业发展；其次需要健全“金融支持产业”的机制，像日本“产业再生机构”那样借助财政补助，引导金融资源流向衰退产业的振兴，2024年协助1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数字化升级，达成了“金融助力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和谐局面。
结语：金融与产业的“和而不同”
金融资本跟产业资本并非生来就互相矛盾，反而能够“和谐共存，各有特色”（《论语·子路》）——前者为后者输送资金跟提供帮助，后者为前者产生收益和产生意义。不过，一旦金融资本转变成了榨取者，就会导致经济动荡和出现社会问题。历史和现实不断印证：马哲的异化学说与中国哲学的本末观念，美国的金融化困境与德国的产业金融合作，都说明金融资本的收益若没有产业资本的基础，终究是虚无缥缈；只有让金融回归正轨、产业稳固根本，才能达成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现在，世界正处在“摆脱美元主导”和“行业调整”的重要阶段，中国是制造业的领头羊，更需坚持“以产业为核心、以金融为辅助”的方针，借助规则制定来阻止金融方面的不公正行为，使金融资源切实助力产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如领导层强调：“金融应该回归到支持生产领域的初衷，把为生产领域提供帮助当作行动的起点和最终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延续，也是对中华思想中“义利权衡”“主次分明”理念的时代发展，更是消除货币资本压迫、达成工业大国目标的根本途径。
——哼伯2025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