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运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时常心怀感激，认为自己的一生充满幸运。1936年，他诞生于我国昆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他的父亲带领全家迁往美国，直至欧战结束才重返“故土”爱尔兰。因此，他也因爱尔兰籍的身份得以避开《兵役法》的约束，无需在马来亚、肯尼亚或塞浦路斯等地为濒临崩溃的大英帝国效力。
在他青少年时期，电视尚未普及，因此他得以远离美国流行文化的侵袭。对于我们而言，那些只是边缘存在，仅限于本地电影院播放的西部电影和迪士尼动画。收音机在人们生活中变得十分常见，BBC在晚间时段会播出由杰出演员演绎的精彩小说，“诸如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等众多人物”在我们的想象中栩栩如生。而且，爱尔兰的戏剧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安德森的童年时光。我们不仅能观赏到众多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而且还有机会欣赏到世界知名的爱尔兰剧作家的杰作，诸如萧伯纳、王尔德、谢里丹、奥卡西等人的作品。
如果我的父亲将离开中国的计划推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或许会被监禁于日本的集中营，甚至有可能在那里结束生命。假如我的父亲并非爱尔兰血统，我或许会在英国长大，并可能被派遣到海外为帝国效力而战。若我晚出生一些，我或许会沉迷于电视，对剧院的吸引力视而不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及其《椰壳碗外的人生》
安德森的父母为他营造了卓越的学习氛围。他的父亲出自军旅世家，供职于我国海关总税务司，曾是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的得力助手，其兄弟们亦效力于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军事部门。安德森的母亲则出身于富裕商贾之家，精通法语和德语。安德森一生都沉浸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中，对知识的渴求从未停歇。他们共同打造了一座镇上独一无二的儿童图书馆，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同时，他们还积极倡导阅读，引导我们通过书籍去认识那些说着不同语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域、生活在不同历史年代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在我大约十四五岁那年，我曾沉浸于阅读父亲珍藏的亚瑟・威利翻译的《源氏物语》以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那感觉宛如着迷。而且，家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书籍、图画、布料以及服饰。
安德森深受其父母的影响。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安德森出身于一个富含“文化资本”的家庭环境。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除了拥有良好的文化愿望之外，别无他物可传授。而那些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阶层，则会精心设计冗长的教诲，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子女自愿接受文化熏陶（《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安德森早早便展现出了他在语言上的非凡才能。母亲回忆说，在他刚降临人世不久，便是由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自越南的女佣负责照料，因此他学会的第一种语言并非英语，而是越南语。进入中学后，他顺利考入了声名显赫的伊顿公学，并在那里继续深造，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以及俄语等课程。安德森在成为研究者之后，深入学习了众多东南亚语言，诸如印尼语、他加禄语、爪哇语、荷兰语、泰语、菲律宾语、西班牙语、马来语以及越南语等。这些语言技能为他开展跨国家研究，特别是探究民族主义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语言被视作解读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的至关重要的工具。他着重指出，学习一种语言远不止是掌握语言交流的技巧。这同样意味着要去了解和体验一个与我们母语不同的民族在思维和情感上的独特方式。这还包括了探究塑造他们思想和情感的深厚历史与文化根基，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们产生共鸣。毕竟，要真正领悟民族主义情感的强大动力，必须通过这种深入的理解和共鸣。
《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遗憾地意识到，尽管他在青年时代创立了跨语言的“区域研究”模式，然而到了退休之际，美国学术界却似乎倒退至前殖民地晚期的阶段。他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单一国家，而非将之视为一个整体的“区域”。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他语言能力的衰退。初抵美国时，我与同窗们必须接受法语与德语的阅读能力测试，方能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取得资格。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学习法语或德语，要么选修为期一年的统计学课程。最终，对外语能力的要求不复存在。在美国的学术领域，职业培训逐渐取代了源自旧欧洲的人文学术教育。在伊顿公学求学期间，他需遵循规定，勤练以拉丁文撰写诗歌，将英文诗作译为拉丁文，并对16至19世纪的英国散文大家之作进行深入研究。此外，他还需掌握多种语言，熟练背诵并公开吟诵大量诗歌。时至今日，那些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乃至爪哇语的诗歌，仍历历在目。诗歌在我心中根深蒂固，与其说是承载着意义，不如说是蕴含着声音、节奏的起伏、韵律的流转。如今，网络搜索取代了记忆的重复，然而安德森提醒我们，“谷歌并不能完全传递那种纯粹的感受”，比如兰波《醉舟》中所描绘的令人目眩神迷的景象。
赫德与兰波
谈及这种源自古老欧洲的人文教育模式，安德森带着一丝惋惜的语气说：“我是在一个旧世界即将走到尽头的时代逐渐成熟的。”在他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他几乎成为了最后一批能亲身体验这种教育方式的人。到了1950年代末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传统上作为人文教育基石的广义古典学，如今已让步于那些普遍认为对事业、职业及现代生活更有益的学科。同时，粗犷的美式英语正逐渐演变为唯一的‘全球通用语言’，这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然，他也认识到，这种教育模式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精巧的社会阶层再生产策略。这种策略经过相当保守的规划，其目的在于重现上层中产阶级的传承者。通过这种通识教育，学生们仍有希望最终跻身高级公务员、寡头政治阶层，或成为备受尊敬的传统教师行列。然而，战后工党政府推动的和平社会变革旨在建立众多中学与大学，这些教育机构能更有效地应对冷战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商业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大英帝国的衰落。年轻人需掌握经济学、商业管理、大众传播、社会学、现代建筑以及从天体物理学到古生物学的科学知识。业余身份的含金量已大不如前。甚至语言也在经历变革。我所熟悉的BBC英语，被指责为受阶级影响，正逐渐被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所取代。如今，熟记诗歌不再被视为必备技能，更别提精通英语以外的语言诗歌了。
二、成为学者
安德森迅速锁定了一生追求的目标——成为教授、投身科研、执笔创作与传授知识。剑桥大学古典学专业的学业结束后，他应友人之邀，踏上了康奈尔大学的讲台。那时，他对东南亚并无特别的关注。二战刚落幕，美国在学术界的地位尚不及欧洲。美国的学者们普遍将研究重点置于对欧洲各国的探讨之上，同时亦关注苏联，因为苏联被视为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而在亚洲，受到关注的仅限于中国与日本两国。然而，冷战初期，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在该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费正清与鲁思・本尼迪克特
在冷战结束之后崭露头角，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美国迫切需要搜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和情报来辅助其国家政策制定。这一需求催生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蓬勃发展，并构成了其兴起的关键背景。实际上，在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便依托“战略事务办公室”这一机构，广泛吸纳了涵盖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致力于搜集有关轴心国及其占领区的情报。其中，诸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参与的东亚研究，以及《菊与刀》一书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日本的研究等，这些成果均直接为军事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持。战后时期，美苏之间的冷战加剧了区域研究的规范化进程，例如，1958年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拨款2亿美元用于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区域研究中心，旨在培育能够精通非西方语言及文化的“战略人才”，以应对来自苏联及其盟友的挑战。在此期间，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机构也投入了近3亿美元，用于资助区域研究项目。对此，安德森在回顾时指出：
政府着手将巨额的财政及其他资源分配至对西欧以外的国家进行“现代”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探究，而对比之下，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及艺术领域的投资则显得相对较少。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对政策研究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尤其是针对那些仍被视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发展的进程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同时，众多大型私立机构亦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政策的关注焦点。
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推动，旨在为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发展提供必需的制度环境。在1940年代末期至1950年代初期，耶鲁大学（1947年）与康奈尔大学（1950年）成功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与制度保障，以支持设立跨学科东南亚研究。这些支持包括增设教授职位、建设图书馆、开设特定的语言培训项目，以及提供实地考察津贴和研究员职位。
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无疑在冷战时期满足了战略需求，同时亦深刻揭示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霸权思维。东南亚地区的动荡局势激发下，康纳尔大学的政治学科部门果断聘请了年轻的乔治・卡欣教授，他不仅被誉为研究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全球顶尖学者，还是1945至1949年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的热心拥护者。在一定程度上，卡欣对安德森的学术研究路径产生了影响。他特别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实地考察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他期望学生们不仅精通当地民族的言语，更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社交环境，这种“深度融入”的研究方式对包括安德森在内的众多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安德森在卡欣的引领下，完成了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占领与抵抗，1944-1946》。这篇论文巧妙地融合了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多重视角，深入剖析了爪哇政治文化的深层逻辑。此举有力地颠覆了西方学者对印尼政治“非理性”的固有偏见。
乔治・卡欣
三、东南亚
彼时，东南亚毋宁说是一个还不存在的地理概念。安德森指出，这八个国土面积相当可观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儒教和道教；它们在16世纪遭受了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17世纪又沦为荷兰人的殖民地，19世纪则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瓜分，进入20世纪后，又成为了美国人的囊中之物。此外，暹罗还遭受了英国人的半殖民化。这些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多种彼此难以沟通的语言呈现，例如缅甸语、孟语、泰语、高棉语、越南语、他加禄语、马来语、爪哇语、古爪哇语、梵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多种语言。这同东亚、南亚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亚仅由三个国家构成，它们在道德规范、宗教信仰以及文学流派等方面拥有众多相似之处；而南亚则由四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间存在着长期的——有时甚至带有敌意——宗教、经济以及传统文学的联系，尽管如此，它们都曾遭受过同一个宗主国的殖民统治。
的确，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战前欧洲的殖民统治导致该半岛和群岛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困境。
缅甸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之中，而印度支那实际上则被视为法兰西帝国在越南、柬埔寨以及老挝地区的势力范围。在此，帝国的边界线在文化边界线上的胜利尤为明显。欧洲的政治力量也重新描绘了东南亚群岛的版图。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等名称起初用于泛指整个岛链（通常菲律宾不在其内），然而这些名称很快便广泛用于区分荷兰在东印度的统治区域、半岛上不列颠主导的马来西亚地区以及婆罗洲北部的地域。帝国边界再次超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界限；以马来语区域为例，它被细分为荷兰统治下的区域，包括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东部，英国的殖民地，以及独立的暹罗（即现今泰国南部）。与此同时，菲律宾，这个承载着西班牙以及后来美国帝国主义殖民痕迹的地区，通常被视为一个与其它地区毫无关联的独立地理单元。《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一书中，马丁·W. 刘易士与卡伦·E. 魏根共同探讨了相关议题。
因此，若非“东南亚”这一体制性概念的存在，越南极有可能因其与中国长达千年的深厚联系而被纳入东亚研究的范畴；同时，东南亚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或许会与南亚产生联系，这主要归因于它们本土文化基础（即梵语和巴利语）深受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文化的深刻影响。至于菲律宾，它或许会被归类于拉丁美洲研究的领域。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各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事实促使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专业的众多学生纷纷选择修读中国研究作为辅修课程。实际上，安德森这一代人让“东南亚”一词在学术界首次得到了认可。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东南亚各地区进行的高质量研究，几乎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殖民地官员完成的，而非来自宗主国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员在某个殖民地居住了数年之久，他们对当地的语言，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老的，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通常将学术研究当作一种业余兴趣，主要对考古学、音乐、古典文学以及历史学抱有浓厚兴趣。总的来说，这些领域是他们能够畅所欲言的空间。而投身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研究并不那么普遍，因为作者们常常不得不遵从殖民政权的指示。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往往仅关注单一殖民地——即他们被指派负责的那个——对其他殖民地的兴趣或认知微乎其微。然而，战后美国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自那时起，该地区的学术研究几乎全部由教授和研究生承担，他们要么缺乏，要么几乎没有官方背景的经验。
二战结束后的印尼
然而，安德森对此并不感到满意。他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深感不屑，认为政治学过于突出，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接着是人类学（特别是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的浓厚兴趣），而文学和艺术的真正关注却极为罕见。他对这种将“综合意见”用于政治决策目的的学术倾向感到强烈反感。鉴于他长期深入研究的欧洲古老人文主义传统，他提出学者应当采纳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然而，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多学科性”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指的是，专业的教学人员，他们涵盖多种学科背景，他们允许研究生跨越学科间的界限，挑选三位成员共同组成其论文评审小组；而后者通常指的是，某个特定学科领域的学者，将其他概念和学科融入其分析框架中。实际上，《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充分展现了这种跨学科写作的特点。它融合了历史角度（探讨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学观察（分析印尼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以及政治学理论（民族主义情感动员的机制），巧妙地展现了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其灵感来源广泛，涵盖了文学领域（例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哲学思想（如本雅明的历史观）以及语言学领域（印尼语的统一和传播）等多个方面。
安德森同样倡导学生们摒弃以功利为目的的阅读方式，在他的阅读指导中提及了诸如约瑟夫・熊彼特、马克・布洛赫、丸山真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鲁思・本尼迪克特、西奥多・阿多诺、路易斯・哈茨等众多学者，这些作者群构成复杂，难以仅用单一学科来界定。
四、学术与政治
1965年10月1日拂晓时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遭遇了一场震惊全球的“九三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六位印尼军队的高级将领不幸遇害，他们的遗体被扔进了深井。印尼总统苏加诺（1901-1970）对此事件发表声明，称成功挫败了一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划、旨在推翻他统治的阴谋。他对印尼革命（1945-1949）所遗留的平等主义气息情有独钟，并将其誉为“美好的时代”。
苏加诺与苏哈托
在离我住所不远的街巷，可以观察到平等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夜幕降临后，这条街道的人行道上会突然变得熙熙攘攘，挤满了下棋的人群。这些下棋者（无一例外都是男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与职员在棋盘上对弈，高管与三轮车夫在棋局中交锋，如此种种。我过去经常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并非因为我对棋艺本身有多么热爱，而是因为在下棋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较为随意地与那些正在接受挑战的人进行交谈。
我的青少年时期主要在英国度过，那里是一个阶级分明、等级森严的社会。只需听一听人们的口音，就能迅速判断他们所属的阶层。势利之风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中下层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差异显著。虽然爱尔兰的情况没有英国那么严重，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然深刻影响着文化和日常生活。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我未曾察觉，自己竟能如此愉快地与各式各样的人畅谈——无论是内阁部长、公交车司机、军官、家仆、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教师、跨性别妓女、街头小混混，抑或是政治家。很快，我发现，那些最坦诚、最风趣的受访者往往是普通人，而非那些逐渐崛起的精英阶层。
正如梁展所言，实际上，安德森初抵印尼时，便由内心深处对苏加诺将军倡导的民粹主义及反帝国主义理念表示了高度赞同。即便是在1964年2月，印尼正遭受严重饥荒之时，苏加诺依然对美国承诺的经济援助置若罔闻，甚至公开对时任美国大使霍华德・琼斯表示：“你们的援助，去它的！”尽管安德森预见到一场经济与政治的风暴即将在印尼肆虐，然而，他对传统爪哇文化——包括甘美兰音乐、民间戏剧、哇扬皮影戏、宫廷舞蹈、土匪传说以及魔术等——的深厚喜爱，依旧促使他对此新兴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活力做出了极其积极的评价：“它完全有资格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貌！”梁展将此情感与心理现象命名为“跨民族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这一概念使得安德森不再将印度尼西亚看作异己之地，反而，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中，它已然演变为一个时常挂在嘴边的“我们的国家”。正如安德森在《帝国的想象: 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一书中所写：
我的情感与政治理念融入了我的职业领域……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已转变为一种印尼（爪哇）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某些具有挑衅性的美国政要显然对印尼民众抱有轻蔑态度，不愿给予苏加诺充裕的考虑时间，同时他们对印尼共产党的立场持反对意见。每当我目睹他们如此行事，心中便涌起一股怒火。以至于当苏加诺愤怒地高呼“去你们的援助”这一反美口号时，我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快感。
印尼革命领袖之一苏托莫在演说
然而，在政变引发的混乱局面面前，安德森转而采用更为务实的视角来审视印尼的民族主义。他与两位同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变初探》（亦称“康奈尔报告”）的研究，研究发现：这次政变是由来自爪哇中部的蒂博尼哥罗营的一小部分军官因对军队高层六位将军的堕落生活感到不满而引发的“军队内部事件”，他们企图通过削弱苏加诺总统及印尼共产党的权威，来夺取国家领导权。在这场权力争夺的背后，潜藏着自1950年印尼独立以来，印尼社会内部长期累积的矛盾与冲突，包括左翼与右翼、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地主与无产者、伊斯兰教内部各派别，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敌意与仇恨。与官方公开指认印尼共产党为政变幕后黑手的说法相左，艾迪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并无发动政变的意图，亦未主动策划或实际参与到政变活动中。”
起初，为了确保安德森的印尼学生及友人的安全，这份报告仅在安德森最为信任的20人小圈子内流传，并且特意注明了“保密，严禁外泄”的字样。然而，这篇对苏哈托将军政变传说提出质疑的报告，最终还是出现在了《华盛顿邮报》的版面上。作为回应，苏哈托将军对安德森实施了长达27年的禁止入境的惩罚。
在某种层面上，“康奈尔报告”不仅记录了印尼的现代历史，而且也成为了安德森个人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印尼现代史的角度来看，这份报告展现了学术自由与政治压迫之间的对立，同时揭露了冷战时期后殖民国家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而从安德森个人的角度来说，报告中的核心论点——对官方叙述的质疑、对国际干预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强调——实际上预示了权力集团如何操控“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
（《大陆的神话》与《帝国的想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德森带着一丝戏谑的口吻表示：“我对苏哈托将军心存一种异样的感激，1972年，他把我驱逐出印尼，禁止我踏入这片土地，直至1998年他倒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走向多元化，从1974年到1986年，我专注于研究泰国，而自1988年起，我的研究转向了菲律宾。我深感他逼迫我拓宽了视野，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国家。”若非遭至驱逐，我恐怕难以完成《想象的共同体》这部著作。事实上，苏哈托将军的禁令促使安德森将研究目光转向泰国、菲律宾等国家，这一转变间接推动了他后来在比较政治学以及民族主义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比如，他在泰国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对泰语的学习（包括对泰语的掌握），与他在“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上的提出有着密切的联系。
或许正是这份特殊的缘分，他为自己的自传取名为《回忆录：越境的人生》。《椰壳碗外的人生》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借鉴了书中所讲述的一个在泰国及印度尼西亚广泛流传的寓言：若一只青蛙被困于椰壳碗内，它便会“安坐于椰壳碗下，青蛙很快便误以为椰壳碗即是整个世界的边界”，“而对这个认知的道德评价则是青蛙无端地表现出心胸狭窄、固执守旧、闭门不出以及自我陶醉的状态。”对我来说，我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长时间停留，从而安定下来，这与众人熟知的青蛙的情况截然不同。
安德森确实堪称一只幸运的“青蛙”，然而，他并未将这份幸运归功于自己的辛勤付出。他似乎并不倾向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运用那些体现理性、客观、中立特性的学术术语，诸如“社会力量”、“体制结构”、“意识形态”、“传统”、“人口趋势”等。相反，他提出，“我们难以阐释好运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学术探究或日常生活的。”因此，在前面阐述我作为一位学者及知识分子的生涯历程时，我特别着重强调了我整体上所遭遇的诸多幸运：我的出生年代与地域、我的双亲和先祖、我的母语、我的教育背景、我移民至美国的经历，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种种经历。然而，他亦明确指出，这份好运并非会自动降临到我们身上，也不会轻易地“敞开大门”迎接我们。运气往往以出人意料的机遇形式降临到我们身边，而一旦这些机遇稍纵即逝，我们便需展现出极大的勇气或鲁莽地去把握住它们。在我看来，对于真正富有成效的学术生涯来说，这种冒险精神是极其关键的。他以一个来自东南亚的寓言作为回忆录的结尾：
在印度尼西亚，若有人询问你的行踪，而你既不愿透露，又尚未确定去向，你便会回应“lagi tjaji angina”，此言意指“我在等待风向”，仿佛你正驾驶着一艘帆船，正从港口扬帆出海，驶向无边的海洋。这种冒险并非如同我孩提时热衷于阅读的书籍中所描述的那般。若学者们在所属学科、系别或院校中感到自得与安逸，他们往往倾向于既不主动探索新领域，也不积极等待机遇。然而，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做好等待机遇的准备，并在机遇真正来临之际，勇于追逐并把握它。
确实，正如诗人惠特曼所言，“成为一名环游世界的航行者，探访每一个港口”。
本篇论文系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近代日本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由澎湃新闻率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