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51信用卡”这一网络信贷平台，因聘请第三方机构运用胁迫性方式追讨欠款，遭到执法部门介入查办。这一针对强制收款的监管行动，已经开展八个多月，并且管控强度持续提升。
今年三月以来，公安部针对“暴力催收”问题持续展开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涉及催收业务的网络信贷平台、数据采集机构等关联企业相继遭到全面审查整治，催收领域更是治理的焦点。
捷信金融公司，还有锦程消费金融公司，这些有牌照的金融机构，另外趣分期平台，以及拉卡拉平台，这些有名的金融服务商，都被人指出和催债有关的问题，有几个公司已经停止了把催收工作交给别人做的业务。
自整肃行动开展以来，倒闭的讨债机构数量已达到数百个。一位讨债行业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被查处的讨债公司大多规模不大，主要经营网络借贷资金追讨业务，存在涉嫌“恶势利逼”的情况。然而，业内相对规范的讨债企业同样遭遇波及，几乎整个行业的业务开展和资金回收效率都受到了波折。
在严厉的监督和广泛的批评声中，这个原本在国内低调运营十多年的讨债领域，终于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处置金融贷款逾期资产的重要步骤，与催收领域的业务体量及不良资产总额密切相关。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息，到2019年第三季度结束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2.37万亿元，而全国信用卡透支超过半年未还的信贷总额就达到了919.16亿元。
这个市场已经发展到高达万亿的级别，催收行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可观。到今年六月为止，全国范围内有超过三千家催收企业，另外还有超过一千五百家公司是以其他的名义在运作。
实际情形是，正规的债务追讨机构与不合规的讨债组织，彼此分离。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晖表示，现阶段国内委托催收行业的组织体量、发展水平很不均衡。
当前，这个市值已达万亿的追讨领域，仍然缺乏有效监管，缺少明确的法律规范，并且行业内部秩序混乱，问题重重。
这个行业领域范围很广，任务艰巨，能够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一位相关协会的筹备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业内普遍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接受监督，期望得到政府的适当指导。
万亿市场规模
中国催收领域出现，最初是因为信用卡欠款增多。考察催收行业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它与信用卡市场变化紧密相连。国内消费信贷需求持续扩大，不良资产数量不断增长，为催收行业提供了生存基础。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信用卡行业进入高速扩张阶段。由于考核机制只看重发卡数量，相关营销人员无视申请者的信用状况，大肆发放信用卡，结果造成逾期未还款金额急剧攀升。
2003年左右，催收行业开始出现，其核心业务是追讨银行信用卡的拖欠款项。
多数金融机构会将超过三十天的拖欠款项，转包给专业的第三方追讨机构处理，这一做法是业内普遍现象。一位从事债务催收业务的高层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这一行业惯例。
委托他人追讨欠款的做法在美国实施很久了。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谈道，他建议强化追债领域的自我约束。他指出，对比借贷方，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在人员配置和操作流程上更专业，追讨单笔债务的成本更低，而且速度更快。
一位催收领域经验丰富的人士表示，根据款项拖欠期限的差异，催收机构从回收资金里提取的报酬比例也不一样。拖欠时间越久，提取的报酬就越多。
一般情况下，逾期款项在追收领域会划分为三类。第一种逾期账款是拖欠一到三个月的，这类账款的追回比例通常在百分之七十上下，对应的中间人收益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八。第二种逾期账款是拖欠四到十二个月的，这类账款的追回比例介于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五之间，相应的中间人收益比例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之间。
三级逾期款项获利最高，通常逾期超过一年，整个行业追回资金的成功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五。
第三级逾期款是催收企业核心业务和利润主要构成部分。一位催收企业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此类逾期款项占全部逾期金额比例超过四成，并且中介费率能达到本金的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这种逾期款在业务体量和收益水平上远超其他类型。
丰厚的利润下，掘金者众。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信息，到2019年6月30日为止，全国范围内从事债务追讨业务的企业数量超过三万家，其中专门处理信用卡债务的企业就超过了千家。
湖南永雄集团近期正准备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该公司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声称，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从事信用卡未偿还账款追讨业务的机构。
湖南永雄虽然业内地位很高，但并非行业龙头，主要原因是缺乏官方的统计信息。根据一位在催收领域工作了十多年的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的情况，当前催收市场领先的企业，还包括华道数据、一诺银华、高柏（中国）咨询以及华拓金融等公司。
时至今日，支撑催收行业发展的土壤仍然丰足。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息，到2019年第三季度最后的时间点，银行体系里坏账的总金额为2.37万亿元，坏账的比例为1.86%。另外，全国范围内，信用卡透支超过半年还没有还清的金额总共是919.16亿元。
银行业不良贷款体量与风险系数持续攀升，已触及临界点，不良资产回收外包行业代表王晖向《中国新闻周刊》阐述，2010年左右，银行信用卡逾期比例达到百分之一便构成风险标志。当前，部分金融机构的逾期比例已攀升至百分之二，局部区域更超过百分之四，过高的逾期比例已对众多银行的稳健运营构成挑战。
收回款项是资金流转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该负责人表示，放款与追讨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要想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坦诚看待两者的实际作用。
鱼龙混杂
我无法告知双亲我的职业是追讨欠款。在一家声名显赫的讨债机构任职三年的追讨员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只要提及追讨这领域，多数人都会将其与暴力团伙相提并论。
人们普遍认为，催收活动常与不法团伙相挂钩。在近代的民国阶段，追讨债务的工作基本上被当地帮派所承担，他们惯用恐吓和暴力等手段来执行。而在过去的港台电影中，从事讨债职业的人物形象，多数时候都跟黑社会有着密切的牵连。
现在，多数民众对于催收领域的普遍看法很不准确。王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明，具备实质意义的催收行业，是随着当代信用卡市场的形成而诞生的。起初发展起来的催收组织，很多拥有金融或法律方面的根基，它们普遍重视业务执行过程中的合规性与标准性。
王晖认为，现阶段，国内的外包催收领域还处在起步阶段，该领域存在规范标准缺失、从业人员行为失范、执行操作不恰当、法律保障不完善等问题。
催收行业的分化，始于2015年前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
2015年伊始，互联网金融迅猛扩张，催收业务范围随之拓宽，不再局限于银行信用卡和小贷公司的逾期款项，而是延伸至消费金融、P2P借贷、现金贷款以及汽车抵押贷款等新兴网络信贷领域。
银行的信用卡逾期金额在百分之三十以下时收取的报酬率较低，而小额短期现金借款的回报比例要高很多。
比如像714高炮这类非法贷款，平台通常会先扣除一部分利息再转手坏账，催收公司能收回的钱全都归自己所有。有经验的催收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这类业务风险较高，规模较大的催收机构在接单时会特别小心，即便承接也会严格限制业务占比。
那些通常被老牌追债机构所回避的业务，恰恰是新兴的微型讨债企业垂涎的目标。
高利贷性质的互联网信贷平台催生了众多营利丰厚的追债机构，该行业就此出现了明显分割。一位在追债领域工作超过十年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前社会上那些手段残忍的强制追讨行为，基本上都出自于那些专门处理不合规网络信贷业务的机构之手。
这种机构跟一般意义上的讨债组织完全不同，它们是施加非法手段的主要源头。前述高管明确指出这一点。
考察一个讨债机构是否合法，关键要看其业务伙伴的类型。如果一个讨债公司的客户中，大部分是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那么它的合规性就很高了。有经验的讨债行业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银行提供的逾期贷款资质更佳，资金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更是长期合作的理想伙伴。为了博取大型银行客户的认可，部分追讨企业甘愿投入大量资金购置设备，以此证明自身运营的正规性。
当前正规催收机构，通常规定工作区域必须全天候录音录像，一位行业领军催收企业的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工作区域内的监控设备必须能覆盖所有员工座位，每位催收人员拨打的电话都要进行完整记录。
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工作的催收企业设有特别词汇档案，若催收人员在沟通时提及其中词汇，系统将主动中止对话。
不过，对于另一派别的暴力追债组织来说，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并非必需，毕竟他们的委托人大都涉及法律红线边缘的网贷机构。
非银机构在委托流程中的监管并不严格，小型追债公司的运作方式也五花八门。一位经验丰富的讨债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部分P2P平台未必会像银行等金融组织那样要求收债公司提交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职员资料、合作单位等资料，收债公司的合作条件也更为宽松。
鱼龙混杂的行业中，从业人员也素质堪忧。
部分不法放贷机构的业务代表会私吞资金，当逾期账款交由追债企业处理时，纠纷便立刻显现出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吞金”，具体是指某些非正规借贷公司的业务人员故意扣留借款人的还款款项，以此阻碍内部催收部门的行动，超过三十天之后再将坏账卖给出售债权公司，即便因此产生摩擦，也基本局限于借款人与追债企业之间的冲突。
小林指出，通常与非法网络借贷有牵连的追债机构，会使用更为凶狠激烈的手段进行催逼。“这些小型公司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波及到了整个追债领域。”
事实上，催收行业与暴力追债行业同步扩张，由于业务种类繁多，有时难以区分两者之间的界限。
一位催收行业资深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中国消费信贷催收机构行业自律公约》中，清晰列出了24项行业行为准则，其中禁止采用强制手段、威胁恐吓、过度纠缠、言语攻击等方式，同时规定不能公开债务人的个人隐私资料。
我们正在筹备成立一个行业协会，对于想要成为协会成员的企业，会进行严格的筛选和批准程序。这位负责人强调，我们不希望接纳那些行为不端的企业，更不想把性质完全不同两类公司相混淆。
去年三月，中国互金协会公布了《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简称为《公约》），里面提出，企业需要建立周密的外包管理规范，谨慎挑选合作方。如果因为外包管理不到位，导致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那么从事相关业务的公司必须承担对应的责任。
出于对风险的考量，金融机构在选择合作的外部债务追讨机构时会更加审慎，一位来自大型银行信用卡业务单元的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部分主要银行还会制定一套详尽的工作准则，若合作方存在不合规行为，轻微者会减少其收益分成，严重者会直接终止合作关系。
“老赖”的反攻
针对“暴力催收”的系列治理行动和新条例实施后，催收行业面临更严格的规范，工作流程变得更为小心。与此同时，部分欠款人选择联合起来，试图借助系统缺陷和申诉渠道，使催收企业和网络借贷平台陷入困境，以此来逃避偿还债务的责任。
从最初的沟通经历开始，到亲自指导怎样躲避债务，那些背负网络借贷的人自己建立了一个团体，叫做“反催收联盟”。
在任何搜索引擎里输入“反催收”，都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有些是标榜为“个人债务顾问”的服务网站，有些是分享对抗催收方法和沟通策略的帖子，还有些是QQ群或微信群。对于同时借了多家网络贷款的人，这些团体甚至能提供“一对一专门指导”。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试图加入一些“反催收”QQ群去了解情况，结果被通知必须提供“已经拖欠九十天以上的贷款资料”，不然就不让进。
这是为了防止催收人员混入其中，催收员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之前很多群组都因被混入的催收人员举报而解散，这些组织者通常是同时在多个网贷平台借款不还的欠债者，以及专门利用网贷漏洞谋取利益的人。
这个团体内部，藏匿着为数不少的信用不良者，并由此产生了诸如恶意拖欠款项、逃避缴纳税款、实施商业诈骗之类的活动。
小林讲，有特定方式向网贷平台借钱，这种做法有个说法。这些人会特意去那些不太正规的网贷平台借钱，这些平台的利息、手续费、押金、保险费等费用合在一起，比央行说的年利率不超过36%要高得多。就算借钱的人没按时还钱，这些小型的非法网贷平台也不会去法院告他们，而是会把欠款当作坏账，交给催收公司去处理。
若你仅是遭遇网络借贷问题，最好不接听来电，不回复短信，不添加社交账号，或者干脆更换联系方式。某篇阅读量高达67万的反催收文章中具体说明，更换号码前，需先告知你的联系人，接到电话时直接表明对方是陌生人。
这篇文章具体介绍了网贷平台和催收机构可能使用的沟通方式及对应的应对策略，同时提供了分别面向网贷平台和金融机构的详细申诉流程。
小林讲，一些欠债的人收到讨债电话时会录下声音，用诉苦哭泣、蛮横无理、出言不逊等手段对付催收人员。部分讨债员缺乏耐心，常和欠债人互相指责，结果对方就拿通话记录去举报了。
若是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应当向当地金融监管机构反映情况；若是网络借贷平台的债务纠纷，则需在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官方网站进行举报，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谈道。以“采取非法手段进行债务追讨”为由提出申诉时，可以主张“要求负责催收的人员进行书面致歉、停止采取不当行为或终止催收活动”，这是他的看法。
监管加强后，此类申诉往往迅速见效，惩处措施也相当严厉。一旦提出申诉，相关欠款就几乎无法追回，银行因惧怕受罚而不敢继续催收，网络借贷公司则可能因此倒闭。这是小林的看法。
受“专业”反催收策略影响，部分欠债者非但未履行还债义务，反而借故索要心理补偿费。
另一篇关于抵制催收的帖子提到，发帖者以银行采用非法手段催收为由向银监会反映情况后，会接到相关银行的电话，此后在进一步交流时，便有正当理由要求补偿了。不支付款项就持续举报，最终通常能够获得赔偿。
这简直等同于索要财物。一位在讨债领域经验丰富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一旦反映情况过于频繁，相关金融单位会遭遇告诫和惩处，乃至业务中断并接受审查，“部分单位为了平息风波，只能用金钱了结”。
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持续较量里，处于两难位置的代收机构，处境日益微妙。
小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催收员的工作很尴尬，既不被这一边理解，也不被那一边认可，他感到非常孤立，即使月薪达到一两万，也无法从中获得职业上的成就感。
行业运转正常时，讨债机构并非必定与欠款人处于敌对位置。一位从事催收业务的管理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列举事例指出，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初次接触消费信贷产品时，往往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以及信用档案观念，因此很容易出现拖欠款项的情况。轻微的后果是，无法支付的本金最终会给其家人带来负担。严重的后果则在于，这会损害个人长期的信用档案。
偿还债务是天理昭彰的准则，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借助恰当的方式促使欠款人早日结清款项，或许对银行、催收机构以及欠债者三方都有益处。
一位催收行业相关组织联络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不合规的讨债活动会引发社会层面的严重问题，然而，单纯对金融机构和讨债企业施加压力，姑息拖欠债务者，最终将导致金融资源流失，并损害社会信用体系。
法律真空
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追讨业务在金融末端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令人遗憾，直到现在，我国追讨领域仍缺乏配套法规依据。
从国际经验来看，催收行业已经具备纳入监管和出台法律的条件。
美国在国际上率先推动了催收行业的兴起，并且是制定相关法规最早的国家之一。1977年，美国国会便颁布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该法律从债务追讨的主体资格、追讨行为规范以及执行程序等角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债务催收行为监管法律体系。
这项法规清晰表明，联邦贸易委员会是负责实施该规定的机构，它调整了所有为债权人从事催收和讨债业务的第三方，这是一部专门针对从事商业账款追讨的机构向消费者个人实施催收行为而设立的法律。
这部典型的行为立法里，对催收环节的操作规范有明确要求，禁止施加暴力，不许使用粗俗不敬的言辞，也不得在晚上九点到早上八点之间拨打电话催债。
在美国，催收行业必须遵循《公平债务追讨行为准则》以及《消费者信贷保护条例》。
若催收方在追讨欠款时，任意泄露债务人隐私，或是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过度催逼，乃至实施上门骚扰并施加威胁，债务人即可凭据相关材料，即刻向法院提起法律诉讼，主张民事赔偿，赔偿范围涵盖实际损失补偿、额外精神慰藉费用、案件诉讼开销，以及合情合理的律师酬劳。
在涉及多名借款人联合发起的诉讼案件里，针对集体诉讼的额外赔偿数额，至少要达到五十万美元，或者是催收公司所获利润的百分之一。
另外，个人有权向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投诉。该机构会搜集强逼讨债的资料，并着手查办。接下来，委员会会直接同讨债公司商议化解争议，倘若对方拒绝合作，联邦贸易委员会将请司法部出面提起诉讼。
随后，英国、日本、德国等国，也纷纷效仿美国，出台了针对债务追讨的法规制度。
美国的债务追讨领域得益于相关法规的支持而蓬勃发展。2004年，该国从事此类工作的劳动力数量已经突破45万人。至2010年，美国有4908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从事债务追讨业务，当年总共追回了5490亿美元。
现在国内从事催收业务的企业已逾四千家，这个数字与美国十年前相似，但相关立法尚未出台。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国内催收公司缺乏法律依据，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主要依靠行业内部约束，“这种状况导致催收企业和借款人的正当权益都得不到法律支持”。
根据内地实践观察，香港银行公会与存款公司工会于2001年协作草拟的《银行运作准则》里，针对中介债权追讨机构制定了详细规范，同时该准则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批准。
推进催收行业合规与立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身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提交了《关于强化债务追讨领域行业自我约束的提案。
解决中国债务追讨领域难题的关键办法，在于促进相关法规的制定。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一观点时强调，建立追讨行业组织，鼓励参与者自我约束，再借助这些举措协助并促成法规的出台，这种步骤可能是规范追讨行为的理想方案。
王贵国提出，应当组建行业协会，让其负责政府与金融机构的联络工作，该组织需立足于整个行业的利益，从而能够给出最适宜行业发展、又能照顾到各相关方权益的应对策略。
谁来监管？
一个令人不快的状况是，在监管政策不断加码的背景下，为特别敏感的讨债领域建立行业组织，相当困难。
刚开始时无法登记行业协会。相关单位解释称，目前正开展社会团体清理规范工作，暂时停止审批。一位协会筹备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讲明。
接下来，缺少行业组织制定的规范不具备效力。相关人士透露，他们曾申请制定行业规范，但国家标准管理机构回应称，行业规范需履行提议、讨论等程序，通常要历时五年以上。他们指出，这一程序障碍重重，且耗时过长，考虑到当前行业状况，恐怕难以承受如此漫长的等待。
催收行业的相关组织目前无法独立组建，业内接着又想找一个现有的关联组织，先依附于它成立一个下级分支。
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协会愿意接纳，该筹备者透露，银行、保险、投资等行业的协会都拒绝了催收行业的依附要求，只要一提到催收，它们就立刻拒绝，对于催收行业几乎都心存恐惧。
对于这个问题，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民政、工商等相关机构，需要适当地减少对催收行业协会成立审批的约束，以便鼓励具备条件的行业自律组织依照法规完成注册登记。
今年三月，国内逾六十家催收企业决定组建“中国信用清收协会”，同时组建了筹备委员会。
我们欢迎监管，同样期待行业协会发挥纽带作用。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筹备小组秘书长王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阶段理想的行业情形是，统一业务范围，把关市场准入，机构需获得资质，催收人员应具备相应资格。
一位催收领域资深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前，主管单位尚未到位，负责与监管方对接的协会组织也缺失，在监管政策不断收紧的情况下，该行业依然面临被简单化处理的可能性。
必须清楚，负责监管催收行业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各地分支机构（或各地金融管理机构），其监管方式主要借鉴了征信领域和律师事务所的监管方法，王贵国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此观点。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负责人韩家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观点时指出，现阶段，追讨行业迫切需要处理监管主体是谁以及如何实施监管的议题。或许，这需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商务部门、公安机构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众多单位联合探讨并制定方案。
假如政策得以解除束缚，监管能够及时配合，催收领域便会构成金融体系下游的一个关键分支。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副院长王锐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谈道此事。国内债务追讨领域在规避和消除金融风险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效用，倘若缺少该领域的介入，某个金融机构的偿债难题或许会酿成全局性的危机。
